青年观评/(一)《以情入戏,由梦至真——从蒲松节看评剧<花妖>中的音乐、爱情与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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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山海有情,艺动辽宁”,辽宁省第十三届艺术节如期举办。依托本届艺术节展演契机,沈阳音乐学院文艺评论研究中心立足本土文艺生态,致力于推动辽宁文艺创作与文艺评论双向赋能,助力地方戏曲传承创新发展。本专栏首期以新编评剧《花妖》为观照对象,汇集青年学子的观演习作,以青年视角走进剧场,记录观演感受,思辨新编戏曲的叙事内核与当代价值。文中观点均为学生个人感悟,旨在搭建文艺评论交流平台,为辽宁文艺高质量发展注入青年思考与声音。

 

以情入戏,由梦至真

——从蒲松节看评剧《花妖》中的音乐、爱情与命运

 

作者:姜晓擎         指导教师:董蓉教授

 

       在中国传统戏曲的叙事中,爱情书写往往与人物的命运走向紧密相连,它可以使《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由梦入情、由死而生,使《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两位主角在现实中走向生死诀别,使《长生殿》中的杨贵妃卷入王朝兴亡。这些由“情”而生的选择,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侧面塑造人物形象,更会因现实秩序的介入而转化为人物的命运困境,成为推动戏剧情节发展的手段之一。

       由沈阳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出品,沈阳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沈阳评剧院创排的新编大型古装评剧《花妖》以蒲松节与天女花(花妖)的爱情故事为叙事核心,延续了这种传统戏曲“情”与“命”相互牵引的戏剧设计逻辑,寄托着沈阳评剧院院长张巍一以贯之的艺术追求——以戏写人,以情见心,在传统戏曲的故事肌理中不断探寻人性的温度与生命的重量,以真挚情怀传递人间大爱。同时,业内素有“鬼才”之称的编剧陈国峰在明代沈阳棋盘山的山水之间,将此剧中的爱情线索进一步置于人物自由意志的变化之中,成为连接人物心理、人生选择与命运转折的核心纽带。知名导演王文龙将故事舞台以传奇色彩为经纬,在现实与幻境、爱情与命运的交错铺陈中层层推进,于辽宁省第十三届艺术节上精彩呈现。

       其中,沈阳评剧院一级演员冯子洋扮演的蒲松节由“情”入“梦”、由“梦”入“局”、由“局”归“真”的人物轨迹,随着评剧声腔与板式的层层展开而逐渐显影。音乐因情而起、随境而变,使蒲松节在理想、现实与命运之间的辗转与挣扎活灵活现。这一人物“弧光”的展开过程,使《花妖》中的音乐、爱情与命运彼此交织,成为照见人物生命选择与精神变迁的一面镜子,引发观众的无尽反思。

一、声随情动,腔随心转:音乐的显影

      《花妖》中,评剧声腔与板式的组织是蒲松节人物塑造的重要维度。作为剧中的核心男性人物,蒲松节以传统评剧小生的行当特征为基础,其唱腔既体现文人形象的清雅气质,又随着人物情感与命运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剧中运用小生二六、反调、慢板、摇板、叼板等多种板式,不同板式之间的转换既服务于戏剧情节的推进,也是表现蒲松节内心变化的重要音乐手段。在蒲松节因自己的选择辜负花妖、致使其身负重伤,花母将花妖救走并消失的戏剧场景中,蒲松节由寻找而产生的牵挂、悲痛与焦灼,首先通过反调、慢板的深沉与舒缓得到表现,随后又在摇板、叼板的推进中逐渐转化为更为强烈的情绪张力。创腔者李娟在这里用由慢而快的板式转换,生动地刻画了蒲松节的内心戏发展过程:慢板中的舒缓与停驻,是人物面对失去之后对爱情的留恋与不舍;摇板、叼板逐渐增强的节奏感,使这种内在情绪转化为急切的外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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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语言的变化在此不仅推动了戏剧情节,也将人物悲痛、悔恨到焦灼、挣扎的心理变化逐层呈现出来。由此,《花妖》中的评剧音乐通过板式、速度与情感张力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出了蒲松节的悲欢,更在速度、板式与情感张力的不断变化中塑造着蒲松节的人物形象。

       与此同时,在“守正”的音乐创作逻辑之外,《花妖》对于“创新”音乐语汇的运用,以一种颇具戏剧性的方式介入了蒲松节人生信条的转换之中。在蒲父得知蒲松节欲与花妖成婚、甚至准备放弃科举考试后,父子之间围绕婚姻选择与人生道路所产生的冲突进一步激化。此时,蒲家的家仆为劝解盛怒之中的蒲父,以流行歌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入唱,试图以通俗而具有当代文化辨识度的音乐语汇劝说蒲父重新审视蒲松节的婚事与仕途选择。然而,蒲父并未因众人的劝解而改变立场,仍执意要求蒲松节迎娶黄家三小姐、参加科举考试。面对这一结果,家仆随即沿用前一唱段的旋律框架,将歌词改写为“生活只有眼前的苟且,没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同一旋律在歌词语义发生逆转之后形成了鲜明的意义反差:前一句以“不止”与“还有”肯定了对现实生活的超越,后一句则以“只有”与“没有”否定了“远方”的存在。在制造古今文化碰撞的喜剧效果同时,通过同曲异词的重复与反转,象征蒲松节面对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逻辑:一方相信生活应当超越“眼前”,追寻属于自己的“诗与远方”;另一方则以既定的婚姻、科举与家族秩序规定人生的方向,两者的冲突构成了贯穿蒲松节人物“弧光”的重要观念隐喻,也预示了蒲松节此后由“梦”走向“真”时所必须面对的核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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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进一步看,这段同曲异词的处理还形成了一种颇有意味的戏剧反讽:原本用来劝解蒲父的现代歌词,反而将父子双方的人生观更加清晰地凸显出来。第一遍唱的是“诗与远方”,第二遍却变成“只有眼前”。旋律看似没有变化,实际上人物所面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观众在笑声中听见的,实际上是蒲松节人生道路上的一道岔路口。“不止”与“只有”的区别,看似只是两个词的变化,背后却是两种人生可能性的讨论。

      这样的音乐设计,突破了音乐在戏剧表演中的常态化情节伴奏功能,以旋律的重复和语义的反转参与人物价值观念的呈现,使传统评剧的声腔体系与当代流行音乐语汇在同一戏剧场景中形成对话,并暗示人物的发展与命运。

二、因情择生,以爱问道:爱情的选择

       如果说音乐建构了蒲松节人物心理变化,那么爱情则是推动其心理变化与人生选择发生的内在动力。《花妖》中的爱情并不止于传统戏曲意义上的男女相悦,其进一步将爱情置于人物生命道路的选择之中,将传统戏曲中“爱谁”的情感抉择转化为“如何生活”的人生问题。

       故事开始时的蒲松节对人生只有诗意浪漫的畅享而缺乏具体现实的追求,他不愿参加科举,对功名之路不感兴趣,却又受到家庭责任和父辈期待的牵引,不得不走上这条原本并非自己主动选择的人生道路;花妖的出现,促使他重新认识到了自身的重要力量,同时戏剧场景的层层推进,步步书写出了其作为男主追求真爱、遵循内心的过程。

       蒲松节与花妖即将成婚之际,蒲母提出花妖若要嫁入蒲家,必须接受缠足的要求,这一外在规训使两人的爱情第一次正面遭遇家族伦理与传统秩序的现实压力,而当爱情不再只是美好的“远方”,而是意味着人妖之别、家庭阻力以及现实代价时,他所面对的也就不再是“爱不爱”的问题,而是“是否愿意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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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花妖与花母的存在,也构成了观察蒲松节爱情观念的一面镜子。如果说花妖代表的是对爱情的相信与憧憬,那么花母所代表的则恰恰是对爱情的怀疑与否定。一个相信真情能够超越身份与现实的阻隔,一个却因自身的情感经历而坚信爱情终将走向辜负;一个愿意向爱情敞开自己,一个则试图以防备和阻挠保护自己。蒲松节恰恰处于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爱情观之间,也因此,他对爱情的认识是在与二者不断发生碰撞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对于花妖而言,蒲松节是值得相信的爱人;但对于花母而言,他是一个需要被怀疑的对象。花母对于这段爱情的阻挠,不仅仅代表的是戏剧冲突意义上的“反派阻力”,其实际包含着一种经过伤痛之后形成的爱情观念:她不相信人能够真正忠于爱情,因此试图通过不断设置障碍来验证蒲松节的真心。由此,蒲松节所面对的就不仅是来自现实秩序的阻隔,也是来自花母对于爱情本身的质疑。他必须一次次回答的“我会真心待她好”,及在当爱情受到怀疑、诱惑与阻挠时,仍然坚定地选择她。

       剧中不断出现的阻挠、考验以及梦境般的诱惑,使蒲松节的爱情逐渐脱离最初的浪漫状态。蒲松节与花妖的爱情最初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情感,但当外部世界不断向这段关系施加压力时,它便开始要求戏剧人物作出取舍。梦境与诱惑在这里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它们制造的不仅是情节上的波折,更是对人物内心的一次次试探。一个人在没有阻力的时候说“我爱你”并不困难,真正困难的是,当现实提供了其他选择,当原本坚定的感情开始受到动摇的可能,当爱情意味着需要付出代价时,他是否仍然愿意坚持原来的选择?

       因此,花母的阻挠实际上反向推动了蒲松节爱情意识的成熟。花母越是怀疑,他越需要重新确认自己的感情;现实越是制造诱惑,他越需要辨认自己真正珍视的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蒲松节逐渐认识到,爱情并不是一种仅凭激情维系的瞬间情感,也不是只要相爱便可以自动获得圆满结局的浪漫幻梦。爱情真正的意义,恰恰体现在现实对它不断提出质疑之后,一个人仍然能够对自己的感情作出清醒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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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上述重重艰难抉择,蒲松节终于迎来性格上的“蜕变”,开始真正愿意承担责任、承担爱情所带来的代价。在“爱”的过程中,逐渐寻找到了“真我”。

       因此对于蒲松节而言,花妖的出现具有双重意义:她既是真实的恋人,又承载着现实生活之外另一种人生可能。至此,蒲松节的情感选择超越了单纯痴情的人物设定,其真正执着的,是爱情为自己打开的另一种生活可能。这种由情感走向选择的变化,在具体的戏剧场景里得以诠释。

       此外,蒲松节所谓的“远方”,实际上也具有双重含义。表面上,它指向爱情所带来的另一种生活;更深一层,它指向一个尚未被现实规定的“自我”。他向往的并不只是和花妖在一起,而是与她共同生活时那个更加真实、更加自由的自己。换言之,花妖让蒲松节在爱人身上看见了自己,在爱情中确认了自己的生命愿望。

      由此在人物和戏剧场景的双重意义中,蒲松节的人物戏剧“弧光”也得以显现。其以爱情确认了自身对于生活的想象,却也由此与家庭伦理、社会规范以及既定的人生道路产生更加直接的冲突。爱情在这里既是“远方”的象征,也是人物走向命运困境的起点。可以说,蒲松节的爱情在重重阻力与艰难抉择中完成了从“情感”到“选择”、再由“选择”走向“命运”的递进。花妖使他看见另一种人生,而对这份爱情的坚持,则使他真正踏上了通往另一种人生的道路。

三、梦归人间,情困命途:命运的转向

 

       爱情使蒲松节看见了现实之外的“远方”,但命运迫使他重新面对“人间”。蒲松节对花妖的选择,本质上是对既定人生道路的主动偏离。然而,当个人意志真正进入现实社会,其所面对的便不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情感问题,更是家庭伦理、社会规范与个体选择之间的复杂冲突。

       由此,可以说《花妖》中的“命运钟摆”是在人物一次次选择与现实不断碰撞的过程中逐渐生成的。蒲松节原本试图通过爱情走向“远方”,却在不断加深的现实矛盾中发现,理想生活并非仅凭个人意志便能够实现。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梦”与“真”开始发生真正意义上的碰撞:爱情给予他的,是对于另一种生活的想象,而现实要求他承担的,则是作出这一选择之后无法回避的代价。蒲松节的人物“弧光”也因此发生变化:他不再只是一个为了爱情而反抗现实的青年,而成为一个必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重新确认自身位置的人。

       这一层意义也使蒲松节与花母之间形成了一种具有反差意味的命运关系。花母曾因自身经历形成“世上男人全都信不得、靠不住”的判断,并将这种经验进一步理解为一种难以逃脱的命运规律;而蒲松节对花妖的选择,以实际行动打破了这一判断,使花母重新看到爱情与信任的可能。然而,随着故事的发展,蒲松节自身也不得不面对爱情并不能完全抵抗现实的事实。由此,作品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命运辩证关系:蒲松节曾经以自己的选择打破花母对于爱情的宿命判断,却又在自己的爱情道路上遭遇新的命运困境。爱情既能够让人摆脱既定命运,也可能因为这种主动选择而将人带入另一种命运。正是在这种反抗命运与被命运裹挟的双重关系中,塑造了蒲松节在戏剧发展后期即“敢爱”又“敢恨”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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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妖》命运书写的精妙之处恰在于此,其通过人物形象步步变化的男主角,揭示了爱情让人发现自己,选择让人确认自己,而命运则迫使人承担自己的人生命题。也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花妖》中的“梦”与“真”跳脱了简单的二元对立叙事,成为了塑造蒲松节人物形象的一部分。梦,是爱情尚未进入现实之前对于另一种人生的想象;真,则是当这种人生真正降临之后,一个人必须面对的责任与代价。蒲松节的由梦至真意味着他开始真正理解选择的重量,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失去与痛苦。

       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花妖》,其表层虽然是一场人妖之间的爱情传奇,深层却是在借“爱情”叩问一个更为普遍的人生命题:人究竟能否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人生?当我们终于拥有选择的自由,又是否有勇气承担自由所带来的后果?蒲松节所面对的科举、婚姻与家族压力,虽然属于古代社会,但其背后的精神困境却并未随着时代的更替而消失。现代人同样会在家庭期待、社会标准与个人愿望之间寻找平衡,也同样会面对“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与“我真正想成为怎样的人”之间的矛盾。

      也正因此,《花妖》真正动人的并不单纯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瑰丽爱情,更是它留下了一个关于人生的追问。爱情可以让人暂时逃离“眼前的苟且”,却无法使人永远逃离现实;选择可以使人获得自己的主体性,却无法消磨命运本身的重量。它以爱情为引,以命运为局,最终将一个古老的传奇故事引向了一个属于今天的生命命题,用蒲松节丰富、灿烂的人物弧光回应着亘古不衰的命运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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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散声歇,回看《花妖》中蒲松节的“以情入戏”和“由梦至真”,其以爱情为表、命运为里,讨论选择、代价、意义。表面写“妖”,深处写“人”,借一段传奇照见人的情感,借一次选择照见人的自由,借命运的代价照见人的责任,最终又借蒲松节的成长照见每一个身处现实之中的我们。

       这或许是传统戏曲在今天能够真正抵达观众内心的方式——在别人的命运中重新遇见自己,在别人的选择中听见自己的心声。因为有情,所以敢爱;因为敢爱,所以敢选;因为敢选,所以行于人间。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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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晓擎,共青团员,沈阳音乐学院2022级音乐学系音乐学理论专业在读本科生,2022级音乐学理论组织委员,先后师从于关意宁教授、刘云燕教授、董蓉教授。国际传统音乐舞蹈学会(ICTMD)会员、中国文化管理协会艺术家工作委员会会员。研究方向:西方音乐史。

      在读期间曾获沈阳音乐学院2025−2026学年一等学业奖学金、2023-2024艺术实践先进个人、2024-2025学年优秀学生干部、2023-2024学年精神文明先进个人、2024−2025学年优秀共青团员,“鲁艺杯”作品创作比赛——歌词、歌曲作品征集活动二等奖,第十八届青少年冰心文学辽宁征稿活动一等奖,第八届中国博鳌艺术节青年展演组一等奖等。曾参加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评论学会第十一届年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传统音乐学会第二十四届年会、9th Lisbon Conference: Chinese Music and Musical Instruments并发言。

 

文 / 姜晓擎

编辑排版 / 姜晓擎

初审初校 / 王   丹

复审复校 / 马   颖

终审终校 / 董   蓉

 

来源: 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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